读《伟大的开端》，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紧跟时代的发展脚步，让我们一起观看《伟大的开端》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读《伟大的开端》有感，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读《伟大的开端》有感(一)
政治空间中的“缝隙”
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这条安静的小弄堂，晒着的衣服、停着的自行车，还有门房边自在生长的几盆花草，无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气息。这里曾是卧虎藏龙的环龙路渔阳里。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亦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此时黑色木门紧闭。站在门前，依稀能想象到，_年前，一位拎着箱子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来到这里。他就是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囚禁近百日。为免受军阀政府迫害，在李大钊护送下，他乘骡车辗转天津，由海路赶到上海。
为何意属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熊月之将其称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
持不同政见者对此向来十分清楚。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在租界庇护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邹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审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两三年。民国初年，不承认民国政权的前清遗老，也是在租界里拖着长辫子反对共和。
“只要不直接触动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租界当局大体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多予优容。”市委党史研究室吴海勇说。
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与这道“缝隙”有关。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已经颇具现代感，大量餐厅、酒楼、报馆、公共花园，形成了许多市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园，这座“海上第一名园”曾吸引过孙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说，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着“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张园虽在1918年改建成石库门房子，但这种公众参与、思想交汇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
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那个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这也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在上海建党有最合适的土壤。”在吴海勇看来，北京的自由空间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学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这道“缝隙”中，陈独秀畅所欲言。他在上海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
事实也印证了这种“缝隙”的判断。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第一次，他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
读《伟大的开端》有感(二)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7月4日，一辆囚车开到壁垒森严的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刽子手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了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的青年人。他就是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面对刑场，陈延年神色淡定，眼里透出了坚毅的目光。
陈延年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已磨砺成一名成熟卓越的中共领导人。他19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攻读法学，21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在巴黎发起了旅欧中共少年共产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少共机关报《少年》。1924年12月，回国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与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冲在一线，组织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5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包括领导中共上海和安徽等地组织)，被选为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监斩官验明正身后，吼叫道：“斩首!”几名杀气腾腾刽子手持刀动手，为首的高叫：“给我跪下!”陈延年面对屠刀拒绝跪下，横眉冷对刽子手，突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寒光闪烁，年轻的勇士站着被乱刀砍死，遇难时年仅2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生前的誓言：“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过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真是祸不单行。陈独秀的长女陈筱秀到上海为哥哥收尸，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心情悲伤，暴死在上海医院。
远在武汉忙于应对腥风血雨的陈独秀，听到长子遇害的噩耗后，如同晴天霹雳。几天来，他寝食难安，肝肠寸断，深悔自己违心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关键时刻，几次对反动政府作出退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作出了许多错误指示，陈独秀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中后期不自觉地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故此，1927年7月，这位中共一大至五大党的主要负责人被停止了职务。
蒋介石悬赏3万元缉拿陈独秀，他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在提篮桥附近永兴路11号的一幢石库门里过起了隐居生活。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他的心里苦闷彷徨，寝食不安，为了排遣内心的郁闷，他开始潜心研究起文字学。
一天，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来探望父亲，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委员。谈起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责怪父亲：“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陈独秀感到委屈，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发作了，父子两人不欢而散。未料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令父亲后半生懊悔不已，因为次子不久就牺牲了。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与哥哥一样，也被军警五花大绑地押往上海西区的龙华塔下。这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年轻志士，也像哥哥一样，遭到严刑毒打，回牢房时，一起关押的同事见他身上血迹斑斑，关切地问：“敌人又打你了?”陈乔年笑答：“没什么，挨了几下火腿，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敌人从他的嘴里掏不出党的机密和同伴，便决定枪决他，押出牢房时，陈乔年平静地对难友告别：“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面对枪口，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责问刽子手：“共产党何罪之有?该杀的是你们，你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卖国贼!”随着几声枪响，又一位党的宝贵人才饮弹倒下，壮烈捐躯。
一年来，陈独秀尚未走出悲情苦海，又传来次子陈乔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龙华的噩耗，而且与长子一样，尸骨难觅，牺牲时他生命的年轮仅画了26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独秀接连失去两子一女，情何以堪。
读《伟大的开端》有感(三)
走出监狱宣传抗日
1932年10月15日深夜，因叛徒出卖，陈独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很快引渡给了上海市警察局。他自写辩状，在法庭上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最后，厉声责问国民党当局：“谁是叛国?谁危害民国?”大义凛然，慷慨陈词。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时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获悉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他托人买了酒菜，对着铁窗外的明月，自言自语：“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酒一杯。”禁不住老泪纵横。
后经胡适等名流多方呼吁，国民政府终于同意保释陈独秀，但还需他写一份“具结悔过书”。陈独秀听罢勃然大怒，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牢狱里，实无过可悔!”
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来到监狱探望了陈独秀，并将其名字列入第一批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中，在周恩来等人的奔走努力下，陈独秀终于走出了监狱。在大牢里熬了五年囚徒生活的陈独秀，没有消沉，潇洒地弹去身上尘埃，又激情著文发表抗日见解，拖着多病之躯到重庆等处宣传抗日。
1938年8月，在国破家亡的战乱年代，这位患有严重疾病、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的花甲老人，在年轻的妻子潘兰珍的陪伴下移居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艰难度日，然而，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并未熄灭他的思想火花。他用颤抖的手秉笔书写了《我们为什么而战?》《“八一三”》等战斗檄文，仍然以一个“老斗士”的姿态，昂首持剑，精忠报国。
1942年5月，五次被捕、几度沉浮、漂泊了一生的陈独秀饮恨病逝于四川江津一座叫鹤山坪的小山上，享年63岁。岁月如流，70余年悠悠逝去，但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共产党更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
读《伟大的开端》有感(四)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泽东组织，在武汉由董必武、刘伯垂等组织，在山东通过王尽美、邓恩铭组织。陈独秀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无形中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对于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有叫“社会党”的，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大钊，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经过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
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1920年马克思主义火种在老渔阳里2号点燃时，邵力子38岁，沈雁冰24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30岁。陈独秀在这些年轻人中年岁最长，也不过41岁。
今天，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然而，门口挂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铭牌依旧让人充满敬意和豪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都见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意气风发、激情满怀的人格魅力，这里的每一道缝隙都吸收过他们划时代的高谈阔论、豪言壮语。
老渔阳里2号，一座承载着革命传奇的石库门，前事辉煌已写成了历史，但往事悠悠，我们的眼前依旧能看到无数风云人物活跃其中，那一把越燃越旺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读《伟大的开端》有感(五)
在先进理论的选择和更替过程中上海是一块重要的阵地
上海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这样的时代需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他们主办《劳动者》等刊物，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文章。他们举办各种平民夜校，通过识字等方法启发工人觉悟。他们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演讲活动，向工人群众传播新思想。这个动向显露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体力量的嬗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合乎逻辑地与上海发生了关系，上海也顺应时代需要，成为新的社会力量所期待的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先进理论更替的结果，在先进理论的选择和更替过程中，上海无疑是一块重要的阵地。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放程度比起国内其他地方要更高一些，外国人的频繁出入以及国内知识分子的活跃，打造了“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风格，各种思想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孕育先进理论的良好氛围。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的中心首先落在上海，以传播新思想吸引国内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上海的关注，都是在偶然的举动中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近代化城市发展积累的文化基础和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优势条件，使上海成为吸纳和接受先进理论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具有全国范围的普遍意义，而上海则更具有典型性。
从某种角度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地，还影响了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选择的变化。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上海这座城市除了工商业和贸易的经济价值显示外，又显示着社会改造的政治价值。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在北京，但具有特殊地位的上海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立足的重镇。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象征着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将从全国工业相对发展的经济中心出发，将以中国最具代表的城市为中心。这样的背景决定了选择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选择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政党史上，上世纪初叶曾出现数百个政党组织，但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是继它之后第二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诞生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它所掀动的革命运动已经随着令人民失望的糟糕实践而退潮。以上海为中心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标志着革命的新开端，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革命面貌的改观，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有着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