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洋洋六十八万字，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走过的历程，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篇1
《激荡三十年》用其独特而敏锐的视角，记录下这三十年每件可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将那已逝的历史定格在我们眼前。掩卷沉思，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并不是那些位于表面的事件和群雄，而是背后那种共性的力量和特性，尤其是对那些不断奋斗、创造传奇的企业家以及改革发展、铸就辉煌的企业的反思。
当任正非为是否能入党而苦恼时，他也许不会料到，以两万元起家的华为，凭其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成为让国际同行头痛的企业;刘永好三兄弟由于“出身成分”问题而高考落榜，但他们成立的小养殖场，在经过若干年的经营，让他们成为中国首富;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也许做梦也没料到，他们日后创立的康佳、创维和TCL在鼎盛时期，占据中国彩电业市场份额的40%;那时的牛根生还在回民奶厂刷着奶瓶，而在20_年后，他以其敏锐的营销才能和精干的经营团队，使蒙牛集团成为我国数一数二的奶制品公司;27岁的文学青年王石，抱着那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主人翁所感动的时候，有可能没想到后来的万科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中的领头羊……诸如此类，还有数不清的人物以及关于他们的事迹。
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的命运是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的。这群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把握时机、果断行动的群体，在法律壁垒、制度束缚、政策障碍、观念落后中艰难的挣扎，而又保持一种坚韧的品质和与生俱来的草莽性，他们的奋斗给这三十年历史增添了色彩，为他们的人生增添绚丽的一笔。
过去的三十年，民营、国有、外企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相互博弈，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而民营企业发展的艰难和变革的坚决更是让人深思。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市场的闸门缓缓打开的时候，民企这股自由水流渗透进来，它们是那样的弱小而坚韧，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成流、轰然成势。如果说海尔是海，那么中国千万民企则是溪,在妥协和无奈中奔流，所有一切都不能阻挡民企前进的趋势。
三十年间，成功的民企有很多，失败的民企也数不胜数，总有一些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或精彩或遗憾的一幕。万向集团那种“小而专、小而精”的发展模式，无疑为其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在挫折中前行的精神，是我国企业所崇尚的，他本人也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代表;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更是电子商务史上开天辟地的奇迹，也让马云成为中国创业教父。成功的企业是我们研究、学习、借鉴的榜样，同时深刻研究那些曾经轰动一时，却是昙花一现的公司，从中吸取教训更有利于以后的发展。诸如潘宁所主持的容声冰箱股权改革在质疑声中失败，从此容声走向衰落;牟其中这位“以罐头换飞机”的创奇人物，带领着南德集团这艘商业航母，在贪婪的海洋中迷失航向，最终慢慢沉沦;三九集团在赵新先的带领下，运用一种近似疯狂的收购兼并模式，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务危机……三十年激流已趟过，不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寻找迷雾中的那盏引航灯，只希望我们在下一个三十年能够走得更加坚定，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篇2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展望未来。回望过去的起点，那是一个月光暗淡的午夜。1894年7月7日，同治8年5月28日，深夜，在保定直隶总督府衙门的后花园内，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熏天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困坐愁城。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当今之势乃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三年后，曾国藩“如愿以偿”得去世了。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极力推进洋务运动，这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物局至今余脉尚存。
100多年后的1974年10月，中国正陷入的浩劫。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正处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就就会因气管堵塞而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能说出话的时候和你做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是什么时候到来却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时守时”。四年后，顾准预言成真，中国告别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那是一个极度衰弱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时间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那些在日后改革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出生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强寸行，终成燎原之势。30年后他们创建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了全世界最不容易打败的商人。
如果说这个历史进程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是全体国民和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的价值需求，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正是在这种整体意识下，任何曲折和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的改革奇迹是一条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第二点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利和成长空间的博奕，妥协与交融。从变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资本集团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出现。国企企业力图提高效率，摆脱体制约束。它背靠雄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持，处在得天独厚的竞争高位上，最终靠强势的垄断战略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就。跨国资本一直受到青睐，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它先是在税收，用工和土地政策方面取得了优势，继而在行业准入上优先，然后又在垄断领域的资本开放中掠得惊人的利益，现在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相对国有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他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支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的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他们是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像詹姆斯金斯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被自下而上的力量所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实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现象，发生在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在他们的改革没被政策认同前，与失败随时都会降临。它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诞生，无数的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的上演。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他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加以规范，也不可能以最宽泛且最具代表性的公司运营机制或经济模型加以对比。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这个路径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运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理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读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段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血水和泪水，有蜜汁糖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生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考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难以想象。”这是30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演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只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而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篇3
回到历史本身，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这其中自然有机遇问题，也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营企业家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更具借鉴意义。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史玉柱。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向来都把“史玉柱”三个字视作黄金搭档、脑白金的代名词，可如今读了书中关于他的故事，看到一个“巨人”闪耀登场、迅速覆灭、然后顽强重生的过程，看到一个民营企业家绝不言败的传奇人生，心里竟生出几分敬佩。失败、挫折是人生无可逃避的课题，对于成功、顺利的向往甚至会加大解题的难度，那么，在前途未知独自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几个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样的答卷呢?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撇开中国企业的具体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接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多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阅读《激荡三十年》，无疑是一个百味杂陈的体验过程：亲切，因为和这段历史有20_年的交点;陌生，因为向来处身事外不问天下;激动，因为青春的躁动被企业家的故事挑弄起来;遗憾，因为匆匆走过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我至少没有在改革的跌宕沉浮中成为牺牲品。90年代末的基金黑幕给大众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它提醒小人物们千万不要被财富左右理智，集体的疯狂可以瞬间叩响天堂之门，但必将猛地跌进地狱之渊。在此我并没有给出价值判断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就像湖光千色，水波是冷的那样，光阴百代，时间也是冷的。时间会冷却所有的喧嚣和躁动，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力量，稳稳推动历史前行。如果这么讲，曾经波澜不惊的生活倒勉强可以算是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了。只希望下个三十年，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多一份热情和自信，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担当。
《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篇4
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激动人心的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在三十年来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与成长历程，推动和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认识与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就必定不能绕过当代中国企业的成长史。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写的《激荡三十年》正是一部以1978年至20_年期间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中国当代企业史。该书上册部分一出版，就在中国财经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主要财经媒体的推荐，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的热门图书。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激荡三十年》都会生出许多不同的感悟。正如该书作者在该书前言部分所言，企业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表象。我想从该书所叙述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的视角中，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作为我对《激荡三十年》的读后感想与思考。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是莎士比亚撰写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从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来看，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背景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肩上的历史重任，正如上面的哈姆莱特之问一样。中国ZF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积极还是着急，经济改革的序幕在1978年正式拉开了。
多少年后，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同志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我们从邓公流传至今的改革名言来看，在改革初期，那时候国家对于怎么进行经济改革，其实尚没有一个全面、系统和清晰的改革思路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中国ZF改革开放的思路才开始变得系统、清晰起来。而这一历程反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变迁呢?《激荡三十年》(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视角。
197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技大学，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人一种“气候”确实变化了的感觉。这一年，经济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开始访问考察了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寻求改革经验。但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该经济事件即闻名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随后迅速推广至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现在我们无法确知隐蔽进行的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们知道包产到户行为在中国农村并非首次，早在1956、1957年间，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便先后出现了村民秘密组织开展的包产到户活动。但与小岗村境遇不同的是，浙江永嘉和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行为受到严厉批判而终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小岗村民办产到户的行为在1978年被决定进行经济改革的中国ZF允许“尝试”。结合该书所描述的1979年开展的以首钢等八家企业为试点，以“放权”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和在没有国家计划和财政拨款下利用香港招商局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即深圳特区的雏形)的尝试。到1980年在个体经济已经如杂草般纷生的时候才开始颁发第一张个体化营业执照，无不表明ZF初期推动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种允许“尝试”、认可“尝试”的改革。允许“尝试”、认可“尝试”和鼓励“尝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30年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相对。后来被邓公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上面阐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都不是改革者的事先设计。而作为改革者事先严格设计和事中着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无不面临事后的失败。《激荡三十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全景式的展示。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步，选择了首钢等八家进行以“放权”为主题的试点。“放权”之后又开始“让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在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起来却无效。继而实行的“利改税”、奖金激励制度、承包制等改革，无不同样虎头蛇尾，陷入推广开来后的试点效应递减的泥淖。那个时代的改革人物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甚至德国厂长格里希都只能在一时辉煌后归于落寞。后来有关国企的改革与国企一样陷入了困境乃至绝望，改不好就卖掉，卖掉国企自1991年以后在开始许多地方ZF风靡一时，直至20_年的郎顾之争。期间国家仍然对大部分国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增量改革等。
与国企的艰难改革相比，不曾被重视的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交手几乎每战必胜。乡镇企业是一个中国式的名词，它诞生在计划经济依然强大但已开始被撕破口子的背景下，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激荡三十年》给我们展示的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农民企业家依托地方ZF、在国有企业夹缝中求发展的环境下办立的企业，具有浓重了个人色彩。待到1992年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之争了断后，那些依靠地方ZF的庇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乡镇企业，纷纷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变成了一个个民营企业。诸如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蒋锡培的远东集团等。可以说，乡镇企业诞生与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它们从来没有被国家规划，它们的发展不仅出乎了国家决策者的意料，也在世界企业产权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被规划，但至少也是带着红顶帽子的“官商”，但私有企业却不一样，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低贱”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1978年，但在1988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存在私人性质的个体户。直到1988年，私营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态才开始被“试点”，其后不久还多次被打压。但口子一开，私有企业无论千回百转，也不曾止步地野蛮生长。与以往不同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ZF愿意“先让它们走一走、看一看再说”。它们也就成为了决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河中的一块块坚实的石头。
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棋局中的另一股力量。如果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不曾被规划的话，那么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它是被ZF进行过严密规划的。从最开始的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到后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从设立开发五大特区到一系列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有一种作为引进外资企业的前沿阵地的设想。但是外资在80年代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种“静而观之”的旁观态度。在深圳建设的前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到250亿元，来自银行的贷款就有180亿元，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到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日渐明朗，其后，大规模的外资才开始进入中国，把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工厂。这种代工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直至今日始见颓势。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给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个断然的“终结”，打烂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枷锁，释放出的自由激发了一代人去开拓创新，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纵观1978年-1992年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被事先设计的国企改革一直徘徊于低效率的泥淖，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变革举措都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被事先规划的外资引进方案，确并未受到青睐。反而不曾被规划的乡镇企业和多次打压的私营企业却在广袤大地上野蛮蓬勃生长。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应该的结果!三十年后的我们无比崇拜我们ZF的力量，认为我们的ZF无所不能，克通胀、保民生、促就业、抗危机，似乎我们的ZF宏观调控的第四只手远远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回首我国经济改革的前十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的发现，真正的变革的力量都是诞生在ZF管制最少的地方或权力无法抵达的真空地带，一如偏远的温州山区、交通落后的义乌小镇或山高皇帝远的福建晋江。
解放生产力，永无止境!
《激荡三十年》读书心得篇5
《激荡三十年》早已读完，虽然目前还没看到下半部，却也早就想发表点感想。
读这本书，我首先感叹于吴晓波过人的耐心，和他无穷尽的好奇心。全书从1978年开始写起，很多事件的真相都已成风尘往事，被人遗忘，有些则只剩下一下片面而且虚伪的官方纪录。可是吴老师却有着寻根问底的勇气和耐性。在前半部作品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为此他几乎亲自采访了所有曾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留下过名字的人们，其中有曾经红极一时的改革先锋，有中国第一个“首富”也是“首骗”的浪漫英雄，有曾经为开发深圳特区立下大功的落魄官员，有两次海南热中至关重要的决策人物，有民营企业的创建者和他们的守业者，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各路英豪，也有在资本市场中如鱼得水的能人，这些人天南海北，有些早已锒铛入狱，有些“潜逃海外”，有些潦倒落魄，有些功成名就，有些富甲一方。但吴晓波对所有人的采访，都只为了记录一份尽可能全面的中国改革史，并且由于他的信念，他的采访不避讳时政、不闪躲敏感话题非常到位。总之，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吴晓波的钦佩始终伴随着我。
其次要讲的，是这本书的角度。这是一本好书。评判一本好书的关键，在于这本书是否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之深度与广度，而不在于一本书灌输给你多少教条和真理。引发思考的关键，在于作者给读者什么样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深度。比如：吴晓波在此书中始终不放弃对标志性商业事件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他是把单个事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中并联系国际大环境。这样一来，人不再是人，而是现象，事不再是事，而是历史的脉搏那跳跃的一下。如此的角度，决定了作者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时而冷眼旁观时而第一视角的大镜头前面。这样，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事情就更加清楚。你不得不佩服吴晓波，佩服他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契合的竟然如此严丝合缝，让他在记录商业史的过程中，能够从商业角度分析改革的关键——比如说产权是否清晰，又能够以新闻人的人文关怀，给事件中的人以一种客观冷静又不乏感性认同的关注。由于他所带给读者的一贯的风格和广阔的视角，这本书确实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拿着广角镜看问题的作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个晚上只能读完一年的一部分，这与我读书的一贯速度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读的时候想的问题也非常的丰富，远比《微观经济》带给我的思考多。比如说，伴随全书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穷乡僻壤?农村土地大包干的小岗村，现代商业制度和私有制崛起的深圳，代表了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大的变革必然发生在旧体制和旧观念最薄弱的地方。换位思考一下，政府在推进变革和进行管理的时候是否能从这个现象里得到启示?答案是肯定的。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源的流向(包括人力、资本、技术等)是不可能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强制滞留在某个笼子里的，这些资源的走向是随着人们的需要流动的，三十年前中国人民需要一场变革，来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于是，改革开始了。那么今后呢?政府的强制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的进步呢?所以，我们的政府需要学会引导。引导，是面对洪水的时候最省时省力还能获得利益的办法，因为把洪水引流到大湖里、水洼里，可以储备到干旱季节用，还可以把漏出了淤泥的河床清理好，以防止下次洪水，淤泥还可以作肥料。因此，从中国的“变革突破点”现象，可以教育政府，学习引导民众。同时也教育民众，有想法就要去实践，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社会的进步。
再说说这部书的高度。
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决定了他看问题的广度。你站在摩天轮上看到的风景一定比你站在地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吴晓波是有高度的。他的高度建立在他的学识上，他是从经济学人的角度研究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站在西方经济学的塔楼上看中国，而不是单从记者的层面上看中国。吴晓波是一个营销专家。我很喜欢他在“第一财经”电视台主持的节目“中国经营者”。一个企业的成功，不论研发、销售、服务以及融资都要做好，从一个财务人员的角度看，融资自然比什么都重要;从一个技术员的角度看，研发最重要;但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销售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吴晓波做电视节目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则首先从国人的角度看，他的笔触常常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道出了很多30年前、20_年前我所不知的社会生活细节，其次他又是站在国家决策者的高度看，因为他审视着中国这波澜壮阔的30年，并时刻批判着个中不足，又常常感叹着国家的进步如此艰难。他还能站得更高，他站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里看中国的改革，时常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相似与不同，让中国人常有一种挫折感和危机感。再总结一句话，吴晓波是攀在天梯上能上能下的学者。吴晓波写30年，实际上写了百年。因为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走了美国220_年走的路。中国人应噶感谢他这样的学者，是他们站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指引中国该走的路。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她发明了多少、创造了多少，也在于她学习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