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分段读罢《激荡三十年》，心头潮起潮落，思绪万千。作者吴晓波用及其简单而又精炼的语言将中国企业三十年的变迁娓娓道来，甚至于那交织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在他的文字中显得那么平和与沉稳。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激荡三十年》读后感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4000字
陶渊明先生笔下的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做不到“欣然忘食”，但着实“不求甚解”，读的书杂，囫囵吞枣，大多看过便如过眼云烟。但很享受这个过程，感觉读一本有趣的书，有如与志趣相投的智者长谈，或抚掌或莞尔，甚妙。恰逢支部青年小组组织读书活动，读了《激荡三十年》和《水大鱼大》，让近期地铁时光成为享受，而且从此打开了新的阅读视域。
这套书的作者是吴晓波，一位曾经的财经杂志记者，凭借多年的积累和不懈的努力，描绘了从1978年到2018年这四十年来中国企业亦或是企业家的成长史，初步统计了一下，涉及企业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共计150余位人物，简直可以形容为一部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外企、私企还有决策者的爱恨情仇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商业模式、政策潮流、思想观念一直在演进和变化，但改革的车轮从不停歇，对利益的追逐永不改变。作者没有从经济学专业角度或者是政策分界来切分这段历史，他很巧妙的按照时间进程用讲故事的方法，把焦点对准了浪潮中的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企业家，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推动叙述的主线，在不着痕迹之间让读者体味到改革的方向和潮流，在字里行间体会作者对人物和经济政策的评价和态度。全书没有用晦涩的专业术语和模型，起承转合交代的十分清楚，读起来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一如身在这段历史中的我们，在年复一年的冬去春来和花谢花开中自然地接受把QQ聊天变成微信，自然地接受出门只带手机不带钱包，自然地接受坐享外卖上门。如果不是刻意回忆，也不会想起电视里和橱窗上那些消失许久的品牌广告。变化总是太快，以至于我们适应了变化本身，惊讶地发现原来遗忘旧事物可以和适应新生事物一样快。
变化从什么时候萌发?“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这是一位温州小官吏向吴晓波发出的感慨，但这似乎是个无法抗辩的事实。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页分田到户按满血红手印的契约开始，一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改革蔓延全国，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在还处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吴仁宝在华西村偷偷办起来的小五金厂，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偷偷办起来冷轧钢厂，还有其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乡村开办合作社，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就此开始孕育。知青回城大潮导致的就业问题直接推动个体工商户合法化，随着个体户的不可逆规模扩大，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雇工达到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在当时引起争论，但最终被改革的潮水冲刷平息。万向节私营经营者鲁冠球为了挤进国营垄断地带，在国营展销会场偷偷摆地摊，正是像他一样的一群像土拨鼠一样的私营企业主悄悄扩大自己的地盘，慢慢做大做强，撕开了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领域面向民营企业开放的政策口子。因为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造就了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根据渣打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很多年里，存在着两个60%现象，即有60%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从银行贷到过款，而获得贷款服务的企业中又有60%是一年期短贷。这事实话的资本歧视，使得地下钱庄经验者长期存在，可以说是制度的产物。从80年代开始在浙江南部就开始有民间集资活动，俗称“抬会”，1981年一个叫郑乐芬的温州妇人因为主持的抬会断裂崩盘，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期间还有不计其数的案例被严惩，2009年一个叫吴英的东阳小姑娘因为集资诈骗被判死刑，但是幸运的她等来了转机。2012年在经历了二审维持原判后，终审改判为死缓。吴英案的峰回路转正是赶上了2012年的重要经济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开闸银行业，正式允许民营资本合法进入。最先冲撞蛛网的蛾子可能毙命，但是冲撞得次数多了，有一天蛛网或者真的可以不复存在。
如吴晓波所言，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这个小个子四川人以惊人的坚韧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从思想上为中国建立了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发起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彻底摧毁“两个凡是”政治原则，基本完成了拨乱法证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发展主轴字词改变。更要提及的是，邓小平当选政协主席后，第一个主持的大会就是“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知识分子的伤痛开始慢慢被抚平，科学迎来了春天，有意思的是在大会的后排有一个参会的青年他叫任正非，正是他缔造了今天华为的神话。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中国都会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谁也不敢违背，现实却好像膨胀的气球眼看要爆炸，邓小平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双方都争论不下的时候，都希望他给出一个明确的说话。在一份关于如何处置私营业主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书，邓小平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放两年再看”。再过两年此事又被提及，邓小平的意见还是“再看看”，终于，改革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的脚步迈过了枷锁，中央明确了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发布这个方针之时，私营业主雇佣大量劳动力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已经没有任何争议。回顾改革的历程，摸着石头向前走，不争论、不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进的方向，一道道枷锁就是这样被打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权力和利益的尊重才能激发企业家的能动性，貌似这也是被验证了的事实。当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或者是最大决策者并不能拥有企业所有权、不能充分享受企业发展带来的利益，问题常常会发生，要么是“人”出问题，要么是企业出问题，大多数是企业和人都出了问题。80年代由于对私营企业的诸多限制，一些脑子活分的人纷纷各显神通，为自己的企业披上集体所有制的外衣，希望在集体所有制的保护下发展壮大。90年代，在企业负责人和团队的努力下，企业慢慢做大，收益增多，但不清晰的收益权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如鲠在喉，纷纷展开了与地方政府的“确权运动”，在这场鏖战中，大多数企业腹背受敌在商场如战场的环境中丢盔弃甲，不复往日荣光，众多企业家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黯然退场，真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能不说是中国企业成长史中的悲剧，例子有很多，潘宁与“科龙电器”、李经纬与“健力宝”、褚时健与玉溪卷烟厂等等。我在这里只引用一个书中“健力宝”的故事。45岁的李经纬是广东三水县体委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挤发配到县酒厂当厂长，那是一个只有几口米酒缸的小作坊工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开发出一条啤酒生产线，慢慢在当地站住脚跟。在1983年出差平生第一次喝到一罐易拉罐可口可乐后，这个中年人萌发了做饮料的念头，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天府可乐”、“少林可乐、“西湖可乐”等各种“可乐”。体委干部的他很聪明地想到了体育饮料，特聘请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出一种橙黄色汽水饮料，实际为一种含碱电解质饮料。李经纬胆识过人，在酒厂利润不过几万元的情况下，敢于把目光定向奥运会，并给自己的饮料取名“健力宝”，并鹤立鸡群地设计了以运动员为主要元素的商标。在没有生产线的情况下，竟说动可口可乐为他生产代工。在所有的参评饮料中这是含有体育元素最多的饮料，易拉罐也代表了高档饮料，于是正式成为了奥运会代表团首选饮料。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凭借许海峰的射击实现了“零的突破”，最终夺得15枚金牌，全面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大大被激发，健力宝也得到了不可想象的关注。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1985年销售额1650万元，1986年达到1.3亿元，此后15年稳坐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998年销售额达50亿元。李经纬慢慢开始考虑公司的股权问题，恰逢1997年“国退民进”舆论渐热，经营者被容许以各种方式来购买企业资产。李经纬策划通过在香港上市来实现股权激励，但是遭到三水市政府拒绝。他一怒之下把企业总部搬到广州，从此矛盾激化。1999年三水市与李经纬相熟的领导换届离岗，他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提出第二套方案，由管理层出资4.5亿元分三年付清买下政府股份，三水市政府断然拒绝。李经纬又提出第三套方案，团队持股75%，三水市政府再给李经纬个人5%股权，再次遭到否决。几次拉锯下来，企业和政府关系彻底破裂，企业效益迅速下滑。2001年三水市政府决定卖掉“健力宝”，90%的官员表态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市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李经纬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个愿意出资3.8亿元的新加坡人的开价，随后被李经纬掀起的舆论大战搅黄，慌忙之中找到了一个出价和李经纬一样的28岁的资本庄家接手企业，75%股权作价3.38亿元成交。签约后9天，李经纬在家突发脑溢血，自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房。2002年10月，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以涉嫌贪污为罪名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被限制居住在医院中。李经纬团队中的4位副总裁相继被双规，拘捕，一人出逃。2004年资本庄家因为经营不善被免职，企业一度濒临停产。2007年，健力宝再度易主到台湾统一集团，但这已经不是曾经的健力宝了。吴晓波站在一个经济学人的视角，文字中饱含对这些企业家的同情和惋惜。在我看来，当年的错误貌似是错误，但存在即为合理，利字当头，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要分清孰是孰非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最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创业者已经懂得了在创业之初就必须明晰合伙人股权结构，这就够了。
尽管在前行的路上有遗憾，那太多时候也只是企业家和企业的遗憾，企业作为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自有自己的丛林法则演替规律，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从不缺乏商品和新奇体验。四十年来，混沌初开，诸神诞生，企业野蛮生长，水大鱼大，带给中国人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中国大妈”的购买能力甚至能与华尔街做空黄金的大鳄们一较高低，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位居世界前茅，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离开了中国制造世界寸步难行，中国的“基建狂魔”称号也享誉全球。中国人人更加自信了，中华文化有了复兴的迹象。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剧烈，贫富差距加大，假冒伪劣横行，功利拜金充斥，无序野蛮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必须过去，如何更健康惠民发展已经成为了新的命题，改革的潮水依然前行，向更深更广阔走去。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4000字
回到历史本身，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这其中自然有机遇问题，也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营企业家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更具借鉴意义。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史玉柱。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向来都把“史玉柱”三个字视作黄金搭档、脑白金的代名词，可如今读了书中关于他的故事，看到一个“巨人”闪耀登场、迅速覆灭、然后顽强重生的过程，看到一个民营企业家绝不言败的传奇人生，心里竟生出几分敬佩。失败、挫折是人生无可逃避的课题，对于成功、顺利的向往甚至会加大解题的难度，那么，在前途未知独自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几个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样的答卷呢?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撇开中国企业的具体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接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多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阅读《激荡三十年》，无疑是一个百味杂陈的体验过程：亲切，因为和这段历史有25年的交点;陌生，因为向来处身事外不问天下;激动，因为青春的躁动被企业家的故事挑弄起来;遗憾，因为匆匆走过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代。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我至少没有在改革的跌宕沉浮中成为牺牲品。90年代末的基金黑幕给大众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它提醒小人物们千万不要被财富左右理智，集体的疯狂可以瞬间叩响天堂之门，但必将猛地跌进地狱之渊。在此我并没有给出价值判断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就像湖光千色，水波是冷的那样，光阴百代，时间也是冷的。时间会冷却所有的喧嚣和躁动，只留下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力量，稳稳推动历史前行。如果这么讲，曾经波澜不惊的生活倒勉强可以算是有秩序有理性有韧劲的了。只希望下个三十年，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多一份热情和自信，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