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教养的贵族女子，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里，她象芜草丛中的奇葩，她不是一般的美，而是惊人的美，她的聪慧、典雅、质朴、活跃，她的单纯、沉静、从容、高贵，使得她在各种场合下出现都是美艳绝伦的。如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希望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参考作用。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
在念书的时候，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远远超过托尔斯泰。这种偏爱可能仅仅是因为，出于偶然，我先接触了《罪与罚》，然后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由衷地敬佩，认为他代表了人类心灵的深度，这当然要比代表了人类心灵的广度的托尔斯泰来得厉害，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读过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只是凭借一些浮光掠影的二手印象，认定托尔斯泰不过是一个推崇人道主义的老好人，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历史和人性黑暗面的无知，意味着浅薄。
直到2014年底，我大病初愈，渴望摆脱那种绝望的，被各种阴险设想、死亡意象追踪的状态，几乎是在命运推动下，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复活》。并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与陪伴下，真正康复起来。
当然，我不会因为个人经历，再犯一次年轻时候犯过的错误，武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谁优谁劣。我在心灵壮健的时候，倾向于《罪与罚》;而在心灵衰弱的时候，倾向于《复活》，这种倾向能不能推广到两位伟大作家的所有作品，是不是适用于所有读者，我不知道。
前不久，志军兄在豆瓣上发了一条《复活》的短评，他说：“从头到尾笼罩在一种强大的善的观念的阴影之下，所以有一种至善特有的乏味。再加上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关注比较多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宗教，写那种劝人从善的故事的比较简单文风也让这书打了些折扣。”他说这番话，是以《安娜·卡列尼娜》为参照对象，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现在，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我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同意志军兄的话。
并且，也是通过志军兄在豆瓣读书的标记，我才知道托尔斯泰的女儿亚·托尔斯泰娅所写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本书，中文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译者是启篁、贾民、锷权。
结合这本“传记”，以及《安娜》一书中显然带有托尔斯泰自传色彩的“列文”这个角色，我觉得我对托尔斯泰有了更多了解。
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人，会依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生活处境，倾向于求真、求善、求美这三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人们常说，这三条路殊途同归。这三条路各自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求真者的代表，宗教人士是求善者的代表，艺术家则是求美者的代表。那些认识到这三条路，其实通往同一个方向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真正的求美者，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及其围绕整个创作构建起来的生活当中，是不可能不触及到真与善，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方法来运用的。
而托尔斯泰是一个毕生的求善者，始终如一。这并不是说他毫不考虑美和真的实现，但他确实并不以美和真为最高人生目的。他以善为宗旨，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实现了美和真，仿佛后者只不过是附带现象或意外产物。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美和真是其求善的方法，就好像古代少女为了寄托情思，将心力全部投注到一个荷包的刺绣上面那样。绣荷包当然是为了有朝一日寄予情郎，乃至最终结两姓之好，但少女在专心劳动时，并不会为自己设定嫁作人妇这样的具体目标，如果这么想，就会粗鲁、俗气，而且荷包也绣不好。
在《安娜》中，托尔斯泰借书中角色之口说，他拒绝左拉那种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也很难从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谢林那里获得真正的教益，这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求真者：既不像左拉那样通过文学来求真，也不像黑格尔那样通过哲学来求真。他心仪的对象，按照托尔斯泰娅的介绍看，是卢梭。而卢梭是一个对艺术与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就是对美和真的价值，有所怀疑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精神聚落来定义这个“群”，可能比行当、职业等名目，更方便我们进入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物的内心。比如说，同为文学家，托尔斯泰是求善者，屠格涅夫则是求美者。求美者，以《会饮》里的阿伽通为典型，其特征是厌恶暴力，心肠柔软，逃避人世间的黑暗。求美者对求善的政治与宗教领域感到隔膜，容易对道德持鄙夷态度。至于求真者，可以举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为例，现代从事逻辑学、分析哲学或实证史学研究的学者，亦属此列。无论是以传统伦理，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引导自己的人，都是广义的求善者，这意味着求善者类别并非求善者阵营，同一类别的求善者，也许分属不同阵营，彼此之间的斗争可能与求善者与求真者之间的斗争一样惨烈。
我之所以采用真善美这样老掉牙的概念，来思考我所遇到的古人和今人，是因为借助这些概念，似乎能把握到某些统一性。比如，我认为孔子是求善者，将目光从天上投向城邦的苏格拉底也是求善者，柏拉图是貌似求真的求善者，亚里士多德则是貌似求善的求真者。而当代中国学者，就我所熟悉的，研究法学、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大都是求善者。尽管很多学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挥舞着科学的旗号，貌似求真者，但在根柢上，他们仍是求善者，只不过所信奉的善的原则彼此不同。
受制于形形色色的ism，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是善与善的冲突，他们处理这种冲突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一，将对方贬低为恶，于是善与善的冲突，就成了善与恶的斗争。这是一种最幼稚的方法，近乎孩子气的划分敌友，但同时也最容易被采纳，最为人们所习惯;二，将对方吸纳进自己的体系。近年来流行的“通三统”的思想谋划即属此列。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是一种“礼”的构想，以否定、批判、但绝非消灭的态度，将对方保持在思想内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明智，更审慎，而且也开辟了通向真的可能性。如果说将对手宣布为恶而予以摈弃，在思想上容易流于狂热和懒惰，那么构想一种思想的“礼”的秩序，则要求更深入地理解对手，要求更冷静、更富有同情心，尽管这种方法不可能否定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思想态度。三，否认自己是求善者，将自己打扮成求真者，同时指出对方是求善者，是无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触及科学的层次的乡愿。
用真善美的分类法，来观察当代思想人物与事件，会更容易看清一些脉络。例如，我认为刘小枫就是一名求善者，从《记恋冬妮娅》到“国父论”，其求善的旨趣一以贯之。在青年时期，他还会被美魅惑，但在领受自己天命的过程中，越来越摈弃身上的文学青年气质，其标志是写出那篇嘲讽阿伽通的文章。因为如果不抛弃文青气质，则不能彻底打开进入政治思考空间的渠道。不过，刘小枫对政治的理解，是纯然古典式的，或说伦理的，他既从善恶角度来理解政治，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宗教，也从善恶角度来理解哲学。但他对善恶的思考，永远固守常识的层次，不愿意从中抽象出伦理学。这一点，他与他求真意志更旺盛的思想晚辈，如李猛和吴飞，是很不同的。
在晚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他越来越多带有文明本位色彩的观点，使他更像是古希腊城邦的诗人，而非哲人。如果说诗人是城邦显见的捍卫者，哲人是城邦潜在的颠覆者，那么，在对苏格拉底问题进行了通盘思考，意识到哲人角色，在当代中国既不利于开展教化，也不利于自保之后，倾向于做一个诗人，当然是他的自然选择。
而以为他称毛泽东是“国父”，就是彻底倒向左派的看法，显然也是短视的。他对待1949政权的基本观点是，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都要归咎于现代启蒙，而不是归咎于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启蒙不够。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尚未厘清的矛盾：他曾极力否定顾彬将现代中国革命归因于影响的做法，梳理出《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我们不知道，如果毛的现代革命与儒家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代革命显然又是现代启蒙的伴随现象，那么毛的种种错误与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是不是需要儒家部分负责?
做为一个自始至终的求善者，刘小枫究竟是效仿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隐藏了自己求真的一面;抑或是他本性就容易“信以为真”?今天又读到他一篇最新文章，《东亚史的新与旧》，其中的思考和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指出看似求真的实证史学，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求善(求恶)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政治领域的善，始终有其局限性，局限于一个城邦，一个国家。冈田英弘和宫崎市定是日本学者，当然是力求实现日本的国家意志，追求日本人的善;而中国学者则会力求实现中国的国家意志，追求中国人的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各自的求善意志，都是无可非议的，哪怕双方均视对方的求善意志为邪恶，也不影响这种相对的善的存在。如果要发出真正有力量的批判声音，则需要超越政治，超越国家，寻找到一条中日两国均奉行的文明准则，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批判。但在《东亚史的新与旧》中，看不到刘小枫有这样的努力，只是纠缠在日本人为汪精卫翻案，或我们不应该接受日本史学洗脑的詈骂上。
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善，去拥抱敌人的主体性，敌人的善。日本的东亚史研究，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之所以会吸引大量拥趸，并不是人们心甘情愿地缴械投降，自愿交出了自己的求善意志，而是因为，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都披露了大量的历史之真，这是难于反驳的。我们只有写出包含同等分量的历史之真的著作，才算是荷枪实弹地与对手交战，否则我们的意志所求来的善，在对方披露的历史之真的映照下，就会显得虚伪，变成伪善。况且，在当代总体性的科学视野之下，求真本身，就意味着实现一种在知识领域成就善的生活，所以会形成跨国跨文明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拥有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学者，真诚地交付出自己的主体性。固守自己的国家与文明意识，只会堵塞和削弱这种新的可能。
最后想说的是，目前尚看不见任何端倪的，只存在于一些学者好心的想象中的东亚共同体，能否成为现实，也许并不取决于思想如何攻守，而要取决于物质的合作与发展。我记得刘小枫曾奇怪地大力推崇科耶夫，赞其为“欧盟之父”，但根据翻译过来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来看，现实的欧盟的成立，与科耶夫原初的设想，相距甚远。现实的欧盟起源于德法两国的煤钢共同体，纯然是一笔经济账，而科耶夫盘算的却是一个以法兰西为主导，以意大利、西班牙为拱卫的天主教世界。科耶夫心目中提防的敌人新教德国，最后反而是法国最忠实的朋友。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讥讽知识分子的空疏、无用、妄想，因为世间一切事情的落实，都不会百分之百如人所愿。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师，希望我们捍卫自己的国家与文明，是应该教导我们停留在政治的，你死我活的，敌友之争的层面思考，还是应该教导我们努力超越政治的层次呢?(吕翔)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
安娜卧倒在了布满砂土和煤炭的枕木上，一颗曾经那么动人的、真挚的、生气勃勃的生命之星划过天际，终极陨落在她爱恨开始的铁轨上。《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版本很早以前便看过了，但总是怀疑那不是真正的安娜，因此始终渴看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可认真的捧上书本来品读时，内心却始终不得安宁。当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火车站台第一次相见时，“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留意地盯着他的脸、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一见钟情固然以悲剧结尾，可浪漫的邂逅却让我沉醉在美妙的、沉静的境界中。赛马场上安娜的失控表露了他们的恋情，安娜生下了他的孩子，卡列宁的宗教宽容让安娜感谢又愤怒，安娜与渥伦斯基出国了，又回来了，安娜遭到了社交界以及家庭的抛弃，而渥伦斯基却重新踏进社交圈，醉心于自己美好的前途，悬而未决的离婚协议、肝肠寸断的念子之情、自私深沉的爱情独占心理，这一切既让安娜体会到了八年的无爱婚姻里丧失已久，又让她平静的心灵经历了一场喜怒哀怨的风暴。而我也随着安娜的故事沉浮时而兴奋，时而忧伤，时而挣扎。尤其到了后面，安娜被孤独与嫉妒折磨得生不如死，没有人倾述、没有人理解时，我终于能稍微明白为什么安娜选择死亡，她太痛苦了，死亡才能摆脱一切。
渥伦斯基爱安娜，而且他的爱并不肤浅，也许刚开始他对安娜的爱恋有着虚荣的成分，但安娜患上产褥热即将死往时，“他在她患病期间真正熟悉了她，了解了她的心灵，所以他觉得以前就似乎从来没有爱过她，现在，在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她的时候，他却在她眼前显得非常低下”甚至列文也为她倾倒，由于“她除了聪明、文雅、美丽之外，她还非常老实…”我也爱安娜，从书中瞥见她的第一眼，我便爱上了这个“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的生气勃勃的女人，而她鼓起勇气与情人远走高飞时，我更是不可抑止的迷恋上了她，这种迷恋不在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喜欢她、欣赏她，我甚至想自己就化身为她，让我能分享她生命力的一切迷人品质。
可爱的安娜还是自杀了，当看到她在自我折磨中苦度人生时，我甚至希看她早点结束生命。她的死亡始终是一个悲剧，吉蒂获得了幸福，多丽依旧安稳度日，卡列宁照样平步青云，可只有安娜，由于她选择了自由，选择了真诚，选择了勇敢，最后却不得不死亡，她违反了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做了冷酷自私者中的一个叛逆者，由于“我只是想活，除了自己，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有权利这样”。这是她的咎由自取吗?这是她成为一个所谓的堕落的贵族妇女而理应遭到的报应吗?安娜在姑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年长的、迂腐的、虚伪的卡列宁，八年时间里，他压抑了她一切的热情和生气，当我们知道排除了爱情以权力地位为基础的婚姻是不公道的，分歧人性的，当我们肯定了个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价值，又有何权利指责她的选择呢?
然而安娜的死亡是必然的，这并非由于她道德败坏，自私善妒，只是由于她是女人，是一个真诚的女人，是一个贵族社会真诚的女人，是一个男权社会下贵族社会里还保持着真诚的女人，因此她只能自杀。假如她是多丽，忠信老实地守着家庭，在怀孕生子，再怀孕生子中耗费青春，而且不得不苦咽下风骚丈夫到处拈花惹草带来的痛苦，她就会继续如困兽般维系无聊的婚姻，假如她是培特西夫人，私下放荡荒---但表面道貌岸然，她就不会在赛马场上失声而起，而且随着渥伦斯基离开了家庭，或者假如她能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她就能发挥自己的才智，充实自己的生活，不再是只要爱情，一切都不重要的小女人。但她的命运注定她无法生存。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4000字
当我们向安娜的美倾予由衷的叹赏时，我们不能不为其悲剧的结局痛心疾首。如此一个优美动人的女性，她的要求不过是真挚的母爱与情爱，这个正当的生活权利，却被冷酷无情的贵族社会分裂并对立起来，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奢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安娜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道德观念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主要原因。这种种冲突首先表现在她与丈夫卡列宁的矛盾斗争中，属于彼得堡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个残酷无情的沙皇官僚制度的化身。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点缀品。安娜一再，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安娜说，“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象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虚伪、一心想往上爬的思想，他那种令人憎恶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切地感到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活在她“体内的一切的东西”。安娜说：“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这一种无爱的家庭，由一开始结合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渥伦斯基一出现，安娜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她于是再也不能容忍卡列宁式的“虚伪与欺骗”，不顾一切，牺牲一切地与渥伦斯基结合了。
把安娜逼死的当然不止卡列宁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流社会。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不同的是，她们能“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而感情真诚、严肃认真的安娜只能“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这种生活，感到虚伪，可耻，无法忍受。培脱西怂恿渥伦斯基追求安娜，渥伦斯基的母亲也赞许儿子在安娜身上取得的成功，但是当她们看到这并非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而是认真的爱情时，立刻视为大逆不道。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的“红杏出墙”，而是由于她竟敢公开这种爱情，公然对贵族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挑战，在这个社会里，伪善的莉蒂亚自诩为“社会的良心”，淫荡无耻的培脱西们竟是这个社会的“精华的精华”，虚妄无能的卡列宁是整个社会的“支柱”，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给予安娜正当的生活要求的肯定与人格尊严的承认。安娜悲剧的根源便在这罪恶的社会。
安娜自身性格的矛盾是悲剧内在因素。
一方面，安娜是勇敢的，她始终不悔自己选择的道路：“假使一切要从头再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她鄙视那班贵族男女堕落虚伪的生活，在剧院里她向整个社交界抬起了高傲的惊人美丽的头。
另一方面，安娜性格自身便有着不可弥补的局限性，面对社会，她勇敢地挑明自己对自由爱情与独立和要求，她曾对渥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甚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她变成了攀扶在渥伦斯基这棵树上的一条青藤，树倒藤亡。渥伦斯基成了她生活中和全部意义，一旦失去他的爱，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飞烟灭。她渴望渥伦斯基尊重她的感情，把她当作朋友和知已，而非情妇。但她没有意识到更不知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平等与恒久的爱情，她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切都被操纵在渥伦斯基的手里，甚至在每一次口角之后都吓得浑身发抖。她内心永无休止的矛盾与痛苦源于她对生活对自己目前处境的迷惘与恐惧，她的生活，她的信仰和她的追求都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她本能地反抗一切，又本能地忍受着一切的冲击。她爱得愈深便愈没有安全感。到了最后，她甚至被迫使用一般上流妇女使用的靠姿色与服装去吸引渥伦斯基的视线。企图牵住他日益冷淡的爱情。
愈是临近悲剧的结局，安娜的内心矛盾冲突就愈是复杂，深刻，尖锐。她一会儿恨得那么深沉，一会儿又爱得那么热烈;一会儿她表现得那么坚强勇敢，一会儿又显得那么软弱怯懦;一会儿她觉得自己有一千个理由值得骄傲，一会儿又感到自己屈辱卑下;一会儿她期待得那么殷切，一会儿又失望得那么可怜;一会儿充满了生的欢乐，一会儿又幻想着死的恐怖--她的内心永远充满了惊涛骇浪，她爱得那样深切，却又爱得那样痛苦。她觉得自己酿造了一切罪过，又觉得一切罪过吞筮了她!如此一个丰满凸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成了作家笔下一种永远惊人的艺术力量。
安娜的矛盾还在于母爱与情爱之间的取舍抉择，她一生只爱两个人--谢辽沙与阿克历赛，她对杜丽说：“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邂逅渥伦斯基之前，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谢辽沙的身上，儿子曾经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地爱着谢辽沙，甚至连离开他一刻都不行。爱情与母爱乃是一个女子正当的生活权利，冷酷无情的社会却把它们分裂并对立起来，作为陷害安娜的工具，逼她走上悲剧的绝路。
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渥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对渥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恐惧，远远超过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他的爱情消失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惨死从多方面揭发和控诉了沙皇俄国特别是它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作家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表现了安娜的死是安娜的必然结局。他把安娜的命运写成一个悲剧，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安娜的命运，很值得同情，更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她被逼上绝路，是社会的罪过;她的死，更是对黑暗社会的一个反抗，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真挚诚恳的向往，对自身人格解放的渴求，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在今天要求妇女解放的时代，这一种悲剧给我们的启示，更是深远而恒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