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一书，震古烁今，为西方知识界必读之书。你想了解《理想国》这本书吗?接下来小编给你整理了理想国读后感，欢迎大家的阅读。
理想国读后感3000字
《理想国》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解释道：正义是善的理念，从公民生活层面，城邦公民因为各自的需求不同，各自天赋不同，因此依据各自的天赋发挥其专长，形成专业化地分工，相互交换及合作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从政治生活层面，社会严格按照分工形成三个等级，互不侵犯，拥有“善”理念的哲学家进行统治，军人进行国家保卫工作，生产者从事社会生产，哲学家和军人是统治阶级，生产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可僭越。实现正义的主要手段是教育，柏拉图认为教育是激发公民天赋的重要措施，在二十岁前，公民应当接受艺术和体育的教育;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应当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学等;三十至五十岁学习哲学(辩证法)，接触关于“善”理念，也可以说是关于统治的知识。统治者不同于古罗马执政官拥有的统治权威，而是依靠自身的智慧思考如何进行合理地社会分工。除了教育，柏拉图还主张在哲学家和军人之中实行“共产共妻”，没有自己的资产和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因为偏向子女家庭的私心是影响统治者进行公共服务的坏因素。
古希腊哲学经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后，发展至苏格拉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对水、火、气、数、原子等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体现出早期的人本主义精神，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主张“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看到人类本质是思想的动物，应当不断追求智慧和真理，并倡导获取知识的方法，故其常常在公共场合进行讲学，提出问题或定义，经过众人的质疑、诘难和辩论，进行反复验证从而得出结论，这就是“辩证法”最初的来源。但是，正是因为常常推翻假设，故最终也无法得出肯定性的结论。这大概是苏格拉底式“问答辩证法”的局限所在。
在论证“国家的正义”时，提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的问题，而柏拉图的城邦起源观是社会和国家不分的，城邦的起源就是社会的起源。第一段已经明确了关于公共生活社会分工和合作的问题，正是因为公共生活使得每个人获得更多的好处，故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聚居，形成公共生活区，这便是早期城邦。随着职业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土地需求量越来越大，扩张需求日益显现，战争便出现，于是产生了对军队的需求。当对外扩张的形式从商业贸易转向战争，城邦就发生了质变。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俘虏成为奴隶，城邦成为奴隶主镇压奴隶的国家机器，这便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奴隶制不是柏拉图关注的重点问题，在《理想国》中鲜有涉及。从“城邦的起源”推理出“城邦的本质”，所谓理想国就是三等级之间分工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以求得普遍的幸福，即“善”。这是柏拉图经由理性设想出的国家序列，对于指导现实世界的国家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法律上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各人拥有各自财物，不侵占他人财物。这是朴素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同时体现了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强烈的等价交换意识。借用现代人对成年人架构的理解，说出去的话都是泼出去的自己，不傲慢、不紧张、不激动、好好表达、情绪稳定、笑着说话，以及等价交换。也可以说，没有无来由的爱，也没有无缘故的恨，成年人之间应当是互不拖欠，互相珍重，互道安好。每个人作为平等、自由而独立的个体，在欲望或者本我的控制之下，在个体的安全范围内可以自由宣泄，在激情或自我的驱使之下发挥天赋使得自身获利，在理性或者超我的范畴中遵守社会规则行走于理性和智慧的阳光之下。从小孩式样成长为大人模样，必然是一个从欲望本位向理性本位转变的过程，这就是所谓“成熟”。不提倡一味消解欲望而追求社会化，但是成长必然伴随着自身的“破”和“立”，其中成长过程伴随的阵痛是成熟的代价，而当我们变得“成熟”，拥有了“理性”，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没有理性和智慧的人说自己拥有自由，可以说是瞎扯淡了!
正义的城邦具有三项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通过知识对城邦进行很好的规划，这种知识不同于工匠、农民或者商人的知识，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的知识，改进她的对内对外关系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把握自然规律的、永恒的、绝对的知识，即哲人所拥有的理性。同时，国家应当是勇敢的，勇敢应当为为保卫正义城邦而战的军人所必备。“这部分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能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什么样的事情才应当害怕——的信念。”这种“保持”的信念是精神上的能力，必须具备良好的天性以及通过教育进行培养，使得军人不至于由于“快乐”、“苦恼”、“害怕”等这类褪色碱水而褪色。关于“节制”的美德，在三个等级中分别有不同表现，“受过最好教育具有最高天赋”的人在理念和理性之下，由人的思考指导着欲望，从而变得有分寸;“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人物的欲望和智慧统治着;“谁为统治者”的问题为众人所默许。综上，智慧和勇敢由统治阶层所具备，节制指导着全体公民。正是因为“节制”的美德，整个城邦变得统一而协调，正如音乐之节奏，体操之韵律，唯有内在的顺序性、连贯性和一致性才能使得整个表演圆满而和谐。此处又可以和柏拉图教育理念相呼应，年轻时全体公民应当学习艺术和体操，“它们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训培养和加强理性，又用和声和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
关于如何达到“正义”?柏拉图用了著名三喻，日喻、线喻、洞喻。此外还有床喻等。正因太阳人眼才能看见事物和太阳本身，事物因为太阳光而被看见。而太阳如善的理念，眼睛如理性，事物如理念，即正是因为有了善的理念，理性才看见理念，善的理念赋予了理性认识理念的能力。同时，理念从善得到了它们的可知性，而且得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实在，但是善理念高于理性和知识。所以有一个统治可知世界的王，即“善理念”，还有一个统治可见世界的王，即“理性”。“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是柏拉图对世界的理论划分，后又被共产主义的先行者卡尔·马克思发展为“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线喻”用四线段来划分认识的四等级，世界分为“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右边是认识活动，从上至下是认识活动的四个等级，分别为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左边是认识对象，从下至上分别是影像、实物、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其中理性、理智、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属于可知世界，信念、想象、影像和实物属于可见世界。由想象和信念对影像和实物产生意见，这是一般公民可以获得的能力，至少说明普通公民有获得真相的机会。而由理性、理智对影像(数学、几何等)和理念产生知识，尤其是通过理性(眼睛)理解(看见)善理念(太阳)的知识，是城邦统治者通过辩证法学习后才可以拥有的智慧。左边的上升过程，除了天赋因素，教育至关重要，教育使得心灵获得转向的机会，这便是哲学家之路，唯有哲学家可称王。
太阳使实物产生影像，这是我们走出黑暗“洞穴”后第一样适应的东西，随着对光线的逐渐适应，我们看见了实物，教育使我们获得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使实物在图纸上变得抽象，而人脑中仍存在着实物的真实印象(正如丈量地球后画出来的地图，测量山脉后划出的等高线，这是经过专业化训练后获得的抽象化的能力，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是统治阶层20岁-30岁才有的能力)。从几何图案(影像)上升到理念，便是从科学上升到哲学的恰当比喻。左边认识对象部分由下至上的升华过程，恰好印证了“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分析与综合，归纳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绝对性、永恒性、指导性的哲学原理。这也恰好对应了从“多”到“一”的过程。
看向右边的认识活动，当拥有了知识能力，便能从理性推理出理智，理性凭借逻各斯这一工具，利用辩证法的知识，在可知世界中，由理性获得理念，甚至获得善理念。通过对绝对原理的把握，逐步下降到想象的世界，绝对原理即为绝对真实，这是从大前提走向结论的严谨过程，常被称之为“演绎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将“眼目流转于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以期获得使众人信服的司法裁判。”“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统治者拥有了善理念后便能规划出井然有序的城邦，监督城邦的政治制度，这便是“理想国”了。上升后要下降，哲学家需回到“洞穴”中去，服务于“洞穴”中的普通人，哲学家被普通人当作异端，可是正是由于普通人接受了艺术和体操的教育，具有温和、平稳而文明的美德，对于“和谐”心向往之，故对其多加“说服”便能将普通人引向“洞穴”之外。至于是否有人能把握这个绝对原理，柏拉图以外再无柏拉图，作为普通人只能通过反复辩证和讨论以期获得适应于现实世界的正确知识，这是把毛主席的话演绎了一遍。
张竹明先生认为：《理想国》的推理过程采用的是逆向思维。如何获得国家的善?此来自于精英人物的统治。精英人物的正确统治源于何处?源于理性的主导作用。理性的主导作用源于什么?来自对善理念的把握。绝对原理的把握则决定于辩证法的学习，即来自于正确的教育。只是正确的教育又来源于哪呢?是哲学家吗?哲学家又来源于哪里?恐怕就陷入了解释学的循环怪圈了。哲学家大概来自于造物主!
理想国读后感3000字
经典的影响力，不在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它提出一个命题，它给出一个假设，这些根本的有关最古老悠久的意识形态的疑问，使得后来的思想家有了发挥的空间，也为后世提供了无数社会体制的可能性。不管它是一位绝对权威，还是一个极端恶魔，对它的肯定抑或反对构成了我们在思想上赖以前进的基石。
作为西方乃至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一生立著无数，而《理想国》无疑是其中最能表现其政治思想的作品，其中哲学家与王的辩证关系也一直为后人称道。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是正义的人，他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该书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所要体现的东西在他的《理想国》开始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他是利用了正义二字逐渐将其拓展并且引申出来的。正义是一种好的表现，然而什么是正义呢，面对这个看似很好理解的词语，柏拉图首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正义应是……
克法洛斯认为:“欠债还债就是正义。”(相信读过《查士丁尼法典》的都会很熟悉这一句话，因为这种说法与其第一条极为相似。)或者说，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对于这种正义观，苏格拉底认为，拿了人家的东西归还，这不是正义。因为，我们不能把东西还给疯子，而且“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
特拉徐马霍斯认为:“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特拉徐马霍斯的这个定义类似于奥斯丁的论断“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显然在这里，正义被理解为一种对强者的屈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成了其它人的义务。无论称为“强者”或者是“统治者”，我认为这个词的本意应当指那些在力量上存在优势的人群。他们形成权力是依赖于强力。
以上两种观点，柏拉图都借助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正面的批评。柏拉图没有很确切地提出正义的完整定义，而是通过一个个否定步步逼近真理。我发现，这些否定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归谬法的终点在于缺失智慧或德性就构不成正义。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心中的正义包含智慧和德性这两个要素。
我们可以知道诸如“正义是给每个人的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对利和害的一种功利计算”，这些观点都是后世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法理学命题，都曾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见，柏拉图的否定并未彻底地驳倒这些观点，尽管书中苏格拉底的一个个对手理屈辞穷。但柏拉图自信论说圆满的前提是以上这些正义观都缺失智慧和德性的要素，而正义应当包含这两者。这种“真理”的认识，显然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世对这些被否定了的命题的再认识，也是一种观念群变化了的结果。
二、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同的对话似乎就是一座城邦形成的过程。对粮食、住房、衣物的需要，决定了城邦离不开农夫、瓦匠、纺织工。随着市场的产生，城邦又加入了商人、佣工。吃饱喝足后，为了不成为猪的城邦，还需要奢侈品与艺术品的提供者、医生、法官等等。将这段对话简单化，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是想这么说:为了生活，我们需要各种产品，所以生产者是不可少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不可能同时掌握多种技艺，因此一种人最好固定地干一种事。当然，战争也是一种技艺，为了精于此艺，苏格拉底又说“护卫者的工作是最重大的，她就需要有比被众人更多的空闲，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这种种安排，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允许“模仿一切”的人出现，柏拉图明白的说法律不欢迎“扮什么，像什么”的人进入城邦。因为这样，一种人只从事一种生产的状态就会被扰乱。而且，从事生产的人不能从事护卫者的工作，这不但是由于成为护卫者需要接受精心教育，更因为“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论述完城邦的正义后，柏拉图开始通过分析法探讨个人的正义。他认为人的灵魂里存在三种品质，即理智、激情和欲望，三者分别是人们在学习、愤怒和满足自然欲望时动用的身体的一部分。理智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或欲望部分，亦即那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激情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就如国家的正义——三个阶层各司其职那样，如果每一个人的三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这三个品质彼此内在的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受理智领导，这样的人就具有节制的美德。柏拉图强调，正义的真正内涵不是“外在”的各部分和谐一致，而是“内在”的和谐。一个正义的人应该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
通过对这几章的阅读，我发现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围绕德性和智慧展开的，并且智慧是指导人们实现德性的知识。可见，正义的核心是智慧，哲学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爱智慧”，于是哲学与正义建立起了联系。
理想国读后感3000字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面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这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己的责任;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同的人加入了不同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同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己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多余的需要，就要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和多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同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得自己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不过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common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统治，什么样的人应该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己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应该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通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美好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通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