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期最后一节课，赵老师推荐了一本叫做《何以中国》的书。只听名字就能猜到，这是一本讲中国上古史的书。
老实说，我虽然很喜欢先秦文献，但是对于上古史的兴趣比较一般。一是因为在传世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神话传说与历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经常让人手足无措；二是因为上我对于考古学知之甚少，历来也对各种“器物”不太感兴趣，很难通过考古学知识来理解那段历史。不过，我有一位历史系的朋友倒是对这段历史挺感兴趣，我偶尔也会听他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
前两天，我去三里屯参加辛老师的读者见面会，活动结束之后，我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这本小书——《何以中国》。我想到赵老师的推荐，又见它部头很小，于是就买了下来。买回来后的第三天，我用了一个晚上把它快速地读过一遍，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
首先说一说关于这本书的直观感受。
买书的时候，我对于这本书的价格有点诧异：这样一本小书，居然要42元？开封之后才知道，里面有很多彩图，这样看来，这个价位也还算合理。
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说明了，这本书是由58篇博文组成的，所以文风比较“放松”。这种文体的特殊性使得这本书十分“好读”，但是却并没有损伤这本书的学术严谨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十分佩服作者。在我看来，能将艰深的知识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是。如果还能兼顾其中的思想性，那更是难能可贵。
总而言之，这本书从“表面功夫”开始，就十分吸引我。
读完书后，我还顺手关注了作者的微博~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冲击”是对上古社会文明程度的认识。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图景”，如果以传统史书的时间轴推算，相当于夏代初期。当然，作者可能不太赞成使用这种时间轴。
现代史学建立之后，“夏代”或者说“夏朝”是否存在，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专业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关系到我们的民族情感。
我对“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最开始，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看了《史记》的记载后，自然而然地相信，在四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一个由大禹开创、被昏君夏桀断送的王朝。当然我也那时知道，所谓“大禹治水”肯定有神话传说的成分。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尤其是接触了“古史辨学派”的思想之后，我对夏朝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虽然不否认“夏”的存在，但是我知道，距今四千年时，不可能存在一个像后来的秦汉帝国那样的王朝。这一点，我想稍微受过文史专业训练的人，应该都不会反对吧。
不过，人的思想常常容易矫枉过正。在纠正了对于古书的“尽信”后，我在不知不觉间又产生了新的误解：我总觉得，所谓的“夏代”，在文明方面还是十分原始的。
但是，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我的看法。作者通过各种考古学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四千年前的社会中，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阶级分化。作者在书中对陶寺遗址有这样两段描述：
已发掘的陶寺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人们相信这是陶寺社会“金字塔式”等级社会的反映，王者、中高低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经相当严重。（P9）
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要衣食住行，并供养着一个奢侈享乐的统治阶层，社会繁荣达三百年之久。（P33）
从今天的角度回看，贵族政治当然是落后的、腐朽的。但相比于原始社会，它无疑是更加进步的。而陶寺遗址中的贵族化程度如此之高，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我之前的认知。
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冲击”，是作者的研究理念，或者说是作者的上古史观。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个特点：几乎不使用传世文献的材料，纯粹依据考古发现的材料来勾勒历史。
撰写历史，依据什么材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史学观念的问题。司马迁就曾经这样描述他自己撰写《五帝本纪》的过程：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可以看出，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时主要面对的是五种材料：一是《尚书》，二是“百家言”，三是《五帝德》和《帝系姓》，四是各地的“长老”之言，五是《春秋》和《国语》。简单来说，这五种材料可以分为“儒家系”和“非儒家系”。而他将自己的取舍标准总结为两条：“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和“择其言尤雅者”。如果再结合《五帝本纪》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在撰写这段历史时，主要是以《五帝德》和《帝系姓》为纲（今保存于《大戴礼记》中），同时填充了《尚书·尧典》的内容。也就是说，司马迁所选择的主要是“儒家系”材料，这也表明，他秉承的是儒家的历史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将自己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类比，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今天的史学家，依然会面临和司马迁同样的问题。如果说司马迁所面对的材料主要可以分为“儒家系”和“非儒家系”，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上古史的历史学家，主要面临的材料则可以分为“传世文献”和“非传世文献”。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了最能体现一个历史学家史观的问题。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何以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有自己明确的思考和立场。作者在《余论》中专门说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立场就是以考古学成果为主要依据。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单纯依靠考古学成果来“描述”历史的局限性：
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迫难敲定。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绝对年代的把握本来就不是考古学的强项。（P52）
(引用布鲁斯·炊格尔的话）“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均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显得力不从心。（P87）
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P165）
根据我的观察，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刻意强调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多么重要、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多么先进，很少有人会反思自己的学科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这种对待历史、对待学术的态度，着实令人动容。
最后，我想以书中论说的一个问题为例，来体现作者对待上古历史的态度。
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作者谈到，很多研究者将王城岗小城堡遗址认定为“禹都阳城”。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这样写道：
但是，“禹都阳城”说法一问世，就招来一片质疑，学界坊间传播甚广的一句笑话是：王城岗，有人说是阳城，有人说是“羊圈”。这指的是王城岗小城的规模，仅大致相当于一座现代足球场，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P58）
在本书的《余记》部分，作者又这样写道：
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P165）